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

時間：2024-06-13 07:13，來源：白鯊在線

 
摘 要：經濟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感知是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而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為了驗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之間的關系，本文使用2012-2020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采用文本分析法構造了企業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和數字化轉型指標。計量回歸表明，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顯著降低了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每提高1個標準差，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會降低3.86%。在使用了更換度量指標、構建Bartik工具變量法和利用外生沖擊進行合成雙重差分檢驗（SDID）等多種緩解內生性問題的方法后，本文的主要結論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通過減少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和提高企業的信息處理能力，減少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本文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提供了一種降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的新思路，并且對“穩預期”和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含義。
關鍵詞：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信息化
JEL分類號：D81，D83，O33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

本文發表于《金融研究》，2023年第2期。
 
一、導 論
 
微觀主體是根據預期來決策的。對于企業來說，干擾預期形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所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是消費者、經理人或其他決策者關于經濟政策變化的主觀感知（Bloom ,2014）。特別是近幾年，由于新冠疫情、國際貿易摩擦和地區沖突的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充滿變數，企業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近十年來，經濟學家們高度關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他們發現，總體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抑制企業的投資，減少企業的雇傭和貿易，降低企業的產出，并且可能阻礙長期經濟增長（Bloom et al. ,2007 ;Bloom ,2014 ;Baker et al. ,2016 ;Gulen and Ion ,2016）。既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總體上會對企業產生負面影響，那么研究如何降低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數字經濟時代的來臨，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答案。以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日新月異，催生了數字經濟這一新的經濟形態（戚聿東和肖旭 ,2020）。在數字經濟時代，企業借助數字技術來改造企業的生產經營系統、管理模式和核心業務流程，形成了破壞性創新和變革，這一過程就是企業的數字化轉型（Siebel ,2019）。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有時也稱為智能制造。我們推測，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地降低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

為什么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減少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呢？企業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歸根結底源于兩個方面：一是獲取的信息有限，二是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Keynes ,1936 ;Bloom ,2014）。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引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兩個方面的約束。一方面，企業可以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ICT）軟件（例如ERP系統）、大數據以及物聯網技術，在企業內部、企業和供應商之間加強數據整合和數據共享，獲得更多信息；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各種云平臺和人工智能算法，有效地提高數據處理能力，更好地預測和滿足個性化、多元化需求。管理學者對著名制造業企業的案例研究表明（例如單宇等 ,2021），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促使企業更快地調整企業戰略布局、聚焦目標客戶、維持供應鏈安全、控制生產成本的波動，使企業在各種“黑天鵝事件”的沖擊下頑強地生存下來。中國人民大學中小企業發展研究中心（2020）的一項調查報告表明，在新冠肺炎引起的疫情期間，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有效減少預期營收的下滑、控制成本、維持更長時間的現金流補血以及提高后續創新投入�；�于理論分析和案例分析，我們提出了本文的主要假說：數字化轉型能夠降低企業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

為了考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在減少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方面的作用，本文使用了2012-2020年中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其中包含1598家企業的9944個觀測值。首先，我們采用文本分析法從上市公司年報中提取了“經濟政策詞語”和“不確定性詞語”，構造了企業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指標（FEPU），并同時構造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指標�；鶞驶貧w分析表明，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顯著減少了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具體來說，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每提高1個標準差，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會降低3.86%。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也使用了與數字經濟有關的固定資產投資占總資產的比重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代理變量，以及采取一些方法排除了企業在年報中可能存在的策略性報告行為。為了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我們使用了更換度量指標、構建Bartik工具變量法、利用外生沖擊進行合成雙重差分檢驗（SDID）等多種方法，發現主要結果依然成立。最后，我們揭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減少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的兩個主要渠道：減少企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和提高企業的信息處理能力。

本文對現有文獻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本文揭示了一種新的減少不確定性感知的途徑，拓展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文獻。最近幾年，關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研究方興未艾。這類文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研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微觀個體和金融市場產生的影響。對企業來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抑制投資和雇傭行為，從而降低企業的績效（Bloom et al. ,2007 ;Gulen and Ion ,2016）；對個體來說，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導致家戶的消費降低，勞動供給減少（Sheen and Wang ,2017）；在金融市場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降低股票收益率（Pastor and Veronesi ,2012），延緩信息在市場上的傳播速度（Kurov and Stan ,2018），以及加劇投資者和公司內部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Nagar et al. ,2019）。二是分析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產生的原因，這包括大宗商品價格沖擊（Stein and Stone ,2013）和流行病爆發（Altig et al. ,2020）等負面事件。本文在兩個方面與已有文獻不同。一是本文使用了企業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指數，而已有文獻主要使用宏觀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標（例如Baker et al. ,2016）。使用企業層面的度量指標有一個重要優勢，它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宏觀和微觀層面的因素如何共同影響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而宏觀層面的度量指標無法區分不同企業的不確定性感受。二是本文從數字化轉型的角度分析了如何降低企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從而填補了現有文獻的空白。

其次，本文發現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夠減少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從而為數字化轉型效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發現。近年來，學者們主要從三個角度分析了數字技術、ICT技術或者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的影響。一是數字化轉型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率或財務績效（Bloom et al. ,2014 ;Gal et al. ,2019 ;楊德明和劉泳文 ,2018 ;何帆和劉紅霞 ,2019 ;黃群慧等 ,2019 ;劉飛 ,2020 ;趙宸宇 ,2021）。二是數字化轉型影響了企業行為，包括促進了企業的技術創新（沈國兵和袁征宇 ,2020）、供應鏈金融創新（龔強等 ,2021）和出口（易靖濤和王悅昊 ,2021）。三是數字化轉型改善了公司治理，這體現為降低了公司代理成本（曾建光和王立彥 ,2015），減少了企業管理層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祈懷錦等 ,2020 ;吳非等 ,2021）。本文是第一篇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的文章。因為企業對政策的預期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其投資、雇傭和研發等行為（Bloom ,2014），所以本文關注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的影響，相當于從源頭上揭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行為和績效的更深層次原因或者機制。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與現有文獻是互補的，并且將現有研究往前推進了一步。

接下來，本文第二節進行理論分析并歸納若干假說，第三節介紹數據和計量回歸結果，第四節討論數字化轉型降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渠道，最后是結論和政策含義�！救�文其余部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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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

企業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數據（2006-2020年，對應原文數據）：

FEPU2006-2020

企業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感知數據2（2006-2022年，將持續更新）：

FEPU2006-2022